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意味着什么?

　5月11日，备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简称“七人普”）主要数据结果发布，人口增速、性别比例、年龄结构等重要内容引起广泛关注。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说，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等。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 宁吉喆

　　发布会上还介绍，目前我国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此外，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增速放缓，过去十年间年均增长率是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0.04个百分点。此外，受政策因素影响，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为1000多万，而七人普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

　　发布会上提到，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而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的通知》指出，要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大力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综合治理工作。那么中国人口当前性别结构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何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专访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邀请他针对当前中国人口问题中的性别比例问题和低生育率问题进行观点分享。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原新

　　人口性别结构持续改善，向正常值迈进
　　过去35年，曾多出生3000万以上男孩
　　红星新闻：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变化呈现何种趋势？

　　原新：现在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在向着正常慢慢迈进。正常性别比应该是103-107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们发现这个性别比已经略高于正常值的上限107，然后一路波动上升，于2004年达到最高121。此后又开始慢慢下降，于2015年降低至115.3，并且最近5年还在持续下降。

　　红星新闻：出生人口比例偏高会出现什么问题？

　　原新：按照每年统计的出生人数和出生率以及总人口来推算，从1980年到2015年左右，我们大概多（此处的“多”按照正常出生性别比区间的平均值105来计算）出生了3000万以上的男孩。

　　从生命周期来看，幼儿阶段和学生阶段还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但是一旦进入婚恋阶段，他们无疑会加剧婚恋市场的竞争性。借用一个经济学的词语，多出来的这3000多万男性，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男性盈余，也带来了女性“赤字”。这样必然有一部分男性没有办法走进婚姻，这可能会存在一些潜在的社会风险，比如涉性犯罪可能会增加等。另外，这些没有家庭的人群，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心理问题。

　　△人口普查员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恒力水木清华小区使用电子设备进行现场登记

　　时间继续推移，等到了这些人老去的时候，他们既没有老伴，也没有后代。这类人在城市就成了五保户，在农村就成了三无人员。由于他们的社会保障由国家完全兜底，这会加剧国家养老保障的负担。所以随着这部分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他会在不同的年龄段产生不同的问题。

　　红星新闻：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过去曾偏高，但是已经在逐步改善，原因是什么？

　　原新：其实过去的研究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是综合因素的作用。一方面因为我国具有男孩偏好的这种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少生的客观现实。

　　早年，生育政策导致了少生，而在少生的过程中，无论是为了响应政策要求少生或是自愿少生，可能更多人还是会想要一个自己喜欢的性别的孩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政策逐渐放开，人们可以满足生一男一女不同性别孩子的需求了。而对于年青一代来说，男孩偏好的文化也逐渐淡漠，所以现在的出生性别比应该是在向正常值迈进。

　　“全面两孩”成效积极，低生育率现状需要更多改变
　　红星新闻：低生育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您觉得造成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的原因还有哪些？

　　原新：人们不愿意生孩子，从各个调查反映的信息来看大概有这样几类——生育养育成本过高、生了孩子以后没人管、晚婚晚育现象越来越普遍、生育年龄与职业发展有冲突。

　　首先是生育养育成本过高。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所以降低这种生育养育成本的机会，我觉得不大。

　　其次是生了没人管。中国目前实质上50%-70%的小孩都是由上一代老人帮着带，也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帮着带，但是公立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公立托儿所几乎是空缺的。

　　第三是晚婚晚育现象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现在农村的初婚年龄都是二十五六岁，城市的初婚年龄都在二十六七岁了，这时生第一个孩子一般都三十岁左右了。如果再生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那年龄就更大了。从医学角度来看，大龄孕产妇往往是高危孕产妇，对其本身的健康和胎儿的健康都有影响，这也是造成一部分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

　　第四是生育年龄与职业发展有冲突。一般来说，30-40岁是人们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生养孩子的时间成本会跟职场发展产生冲突，这显然而是影响人们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红星新闻：如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低生育问题呢？
　　原新：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四五十年的提升生育率的经验证明了，单单依靠生育政策的刺激，提振生育率的作用有限。我们国家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现在其实跟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也变成了由内存性因素来决定。所以未来想提振生育率，应该从内生性因素上去下功夫。

　　比如说，如何来降低生育成本？我们现在都说，将来的孩子是昂贵的孩子。在一个阶段，生育成本是相对固定的，但是能不能在生育成本中相对降低家庭的支付，让政府和社会承担的比例增加一些呢？

　　再比如说，年轻父母们觉得孩子没人带，那么现在就要加紧做一老一少的工作。老，就是老年服务体系，让老年人能够安养，少，则还要加强婴幼儿的照顾，加强公立婴幼儿机构的建设。我一直强调它是公立的，因为它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

　　此外，还应该倡导适度、适龄婚配，不要再过度强调晚婚晚育。最后，还希望要要构建一个有利于生育的公共政策环境。过去，我们长期以来都在宣传生的越少越好，现在应该说无论是生多生少，只要在政策范围之内，都应该得到相应的鼓励和奖励。

　　红星新闻：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影响是什么？

　　原新：主要的影响是未来人口活力下降。出生人数减少就会带来低龄人口减少，低龄人口减少则一定会在20年后带来劳动力的大幅度缩减。与此同时，出生人口的减少，也意味着消费人群的减少。

　　在微观层面上，它表现出来就是家庭的少子化、小型化，家庭关系的简约化等特征会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家庭过去承担的一些经济社会功能会越来越弱化。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就是低生育率和长寿这两件事情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话，人口老龄化一定还会继续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