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沈昌文去世

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今早去世，享年90岁。“今晨六时许，女儿发现，沈公睡去。”沈公生前好友，出版人俞晓群如此告诉媒体。

 

沈昌文生于1931年，上海人。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的晚餐》、《知道》《也无风雨也无晴》，译作有《控诉法西斯》、《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等。

 

他曾主编多年的《读书》杂志，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引发了巨大震动。1980年，沈昌文调任《读书》，首要工作便是多次代表杂志为《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做检讨，但在日后的办刊工作中，他却一直坚守着这一宗旨，《读书》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以下文字选自沈公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该书详细地记录了他如何从上海银楼里一个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小伙计”，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各种机遇，而一步步地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杂志主编，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与出版活动。

 

 

 

冒牌大学生

 

在上海天天奔来走去，发现住处不远有一家“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设有新闻电讯系，可以晚上上课。我想，还是设法去通讯社当报务员吧，于是立即报名应试，想提高一下收报速度，再去考通讯社。想不到这一来，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人是顾执中先生，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这家学校在上海有很高的名望，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争取民主运动中，功勋卓著。可是我之所以报考，同这些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想由此去做报务员。

 

于是天天准备应考，想不到考取之后，校方告诉我，新闻电讯系不办了，因为学生太少。教务处一位先生鼓励我上别的系。我一看时间表，采访系是晚上上课的，就进了这个系。从这以后，想不到由此不再去“的达的达”地敲电键，而是变成耍笔杆的了。

 

每天下午五点左右，从自己打工的商店里拖着疲乏的身躯出来，在马路上买一块点心，就去上学。如是，要到晚上九点来钟才回去。尽管这么辛苦，我还是很快活-因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我看到与以前迥然不同的世界。

 

像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这类所谓“野鸡大学”，在旧上海多的是，普遍来说声誉不太好。但这家学校不同。校长顾执中先生真是认真办学。，他把上海新闻界许多名流都请来教课，如陆诒、惮逸群、胡星原、笪移今、潘孑农、盛叙功、许杰、姚士彦、颜鹤鸣等等，看来比某些正规大学的阵容还要强。那里又设了一个强大的俄语课程，老师是顾先生之弟顾用中。顾用中有时自己教，有时请他的白俄朋友来教，我在那时就上过著名的白俄诗人夏清云（俄文原名别列列勋）先生的课。在所有的课程里，我读得最尽心的是摄影和俄语两门主课，其余的课程不是不努力学，而是实在跟不上。这两门，大家都从头学起，我只要努力，就可跟上，并且成绩优良。别的，以我初中二一年级程度，如何能同别人攀高低。譬如新闻写作，我努力半天，结业成绩只是五十分。六十分才及格，老师陆诰先生是让我大大出洋相了。

 

成绩不好是一方面，那是因为我基础实在太差。可是，许多老师的课，我实在爱听，简直终生难忘。例如，潘孑农先生讲电影时，一次批评melodrama而举美国电影Golden Boy（《千金之子》）为例来说明drama的正面功能。他说剧中Joe的父亲举着Joe的手，痛苦地讲述拳击如何毁了Joe的音乐天才。这一段警句，潘老师用英文朗诵，我听了简直毕生难忘。潘先生还常找学生去做临时演员，我最愿意参加。一次是演排队挤买黄金的群众。在拥挤不堪的人堆中奋斗了好一阵，弄得一身臭汗。电影厂赏我吃一碗阳春面回家。又如许杰教授，他在学界也可算名人了。他讲中国现代文学，我在这方面毫无基础，听得似懂非懂，但还是爱听。这些，都吸引我这个缺“文”少“化”的穷孩子进入文化的大门。

 

对我这个长期失学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喜欢上这样的大学了。可是，我读了一年多又交不起学费了。当时我做“仆欧”，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已算幸运，谈不到工资。我的学费，大都靠挣“外快”所得来支付。例如侍候人赌钱所得的小费。后来，找到一个活计为人造假帐。这事比较好办，只要晚上开些夜车，就可办到，所得也较丰富，可以付学费等开支。但不经常有这“业务”。，念了一年半，一个学期实在读不下去，只能开溜。

 

刚好当时解放未久，百废待兴，亟需人才，到处都在招人。我当年读三联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等入迷，又在银楼里认识一些进步文化人，也常去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生活书店门市部闲逛，，一心想做出版。鉴于前些时候考三联书店的失败，到一九五〇年人民出版社招考，我就改变招数，化身成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私刻一枚公章，说自己是这个报社的记者，完全隐瞒我的学徒、店员身份，于是考取。当年凭成绩考取并不难，只要熟读学校里教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即可，答题是把什么事情都归结在反帝反封建名下，保管老师欣赏。

 

当时也有别的机会。俄语老师顾用中先生看我成绩不错，介绍我去见姜椿芳先生，保送我进刚成立的上海俄文专修学校。姜先生很同意我去。还有，当时的“革命大学”也在招生。，风传私立的民办大专要并入国立大学，我们以后很可能可进复旦大学（事实上没多久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就并到复旦大学了）。，一切一切，我都无缘了。因为我不仅筹不起学费，还要养活母亲。我母亲年年在别人家做“娘姨”（佣人），我再也忍不下心去。，唯一的选择是找一职业。于是，就溜到北京来了，时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沈昌文 人民视觉资料图

 

恢复光明以后

 

退休以后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割治白内障。我年纪不大就得了白内障，视力只有零点零四。动完了手术我的视力就非常好了。我认识赵丽雅多年，手术后再同她见面，意外地发现她的脸上有了皱纹。原来过去看她只是雾中看花。我的视力到了一点二，这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

 

眼睛能看东西以后，于是又蠢蠢欲动。孩子在美国，自然我又想出境，以探亲为名，行漫游之实。这次去美国，实在想耐下心来考察一些书业状况。过去是公事访问，极少闲逛。现在居然一个人在纽约的大街上逛荡。逛来逛去，喜欢上了美国的图书馆和旧书店。美国的图书馆，居然没有单位介绍信，就允许我这个外国人把书借走，而且一次能借好多本。复印很便宜，我经常把一本书全部印了带回来。

 

我在美国住了一阵，带回来很多文化资源。我做出版编辑工作喜欢自己做选题，什么都自己做。现在正好，也没老板也没伙计了，只有我一个人。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先生，我退休之后才认识，我们谈得很投机。因而知道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利润多得不得了。于是我跟他们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润多了全部上缴，好是好，可是非常麻烦的是，你这么一来灾难也来了你计划利润五千万，你赚一亿，明后年上面就要你赚一亿五，这样你就被套上了。我有一个鬼招尽量少赚，多的钱怎么办呢？发展文化，创造声誉，建立品牌。俞晓群非常赞成。他本身是作家，文化水平比我高许多许多。他是大学数学系出身，专门研究过中国文化中的数术。我的这类“鬼点子”，他一听就懂。

 

这样我们就谈得很投机，并且进行操作了。开头还零敲碎打，无非出些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的中译本。例如《欧洲风化史》。顺便说一句，这“风化”两个字是我改的，原来叫《欧洲爱情史》。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给中央反修小组跑腿，特别喜欢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的异端思想和人物，就是跟马恩列斯思想不一样的理念和代表人物。研究过一种异端的恋爱观念叫“杯水主义”。后来我就比较注意了解现代爱情观的变迁。这本德国人写的书在当年俄国很受注意，我老看见俄国文人引用，但在北京没找到俄文译本，后来在纽约发现了俄文译本，赶紧复印带回。以后请我的老同学、俄语专家侯焕闳老兄译出，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世纪万有文库”

 

这时候俞晓群有一个创造发明，我起初很犹豫，后来完全支持。他提出来的是要向王云五学习，学习他主编的“万有文库”。他希望编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分古典、近代跟外国三个部分。当时吓了我一跳。因为像我这样一九四九年以后习艺的出版人，非常怕同王云五这个名字挂钩，更不敢去“继承”这位老先生的事业。只要回想一下当年改写“四角号码歌”的故事就得了。我小的时候学的四角号码歌第一句是“一横二垂三点捺”，1949年以后，因为王云五的关系，非得改成“横一垂二点捺三”。我知道这是政治纪律，所以记得很牢。但俞兄的识见打破了我的迷障。我由此觉得他在文化出版上确有大魄力大手笔。“新世纪万有文库”后来找了三个人来编，古代找吕叔湘先生的弟子杨成凯先生，近代找了上海的陆灏先生，我做外国部分。这套书的价钱便宜，每本八元十元。

 

陆灏那时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要小我一辈了。可我发现，这位年轻朋友对书真在行。从结识开始，我就以他为师。结识了他以后，我就一直存着一个念头此人必须好好“开发”。

 

做了大半辈子出版，说实话，到了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我才真正尝到编书的甜头。我尽管只编外国文化书系部分，但对全套工程亦常参与其事。例如，我帮出版社聘请了几位在京学者做顾问。而且，后来发现，顾问名称太虚，而且只有六位（陈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继愈、刘皋、于金兰），力量不足。后来又想出一个“学术指导”的大名，三个书系聘下如下二十四位，阵容赫赫，影响不小

 

传统文化书系顾廷龙、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萍芳、傅熹年、黄永年

 

近世文化书系金克木、唐振常、丁伟志、黄裳、董桥、劳祖德、朱维铮、林载爵

 

外国文化书系董乐山、殷叙彝、陈乐民、蓝英年、汪子嵩、赵一凡、杜小真、林道群

 

几年下来，一共出了六七百种，蔚为大观。这套丛书装帧简朴，少有插画。这也极对我意。我不善做装帧，更不喜欢在书里加印美观的插画。这也是永远及不上范公而屡屡为他唾弃、为各个著名的“书人”所不齿的原因。这套“万有文库”，可真对我的意了。

 

我不知什么原因，“新世纪万有文库”做得如此尽智竭力，费去如许资金财源，影响似乎并不如预期。原因大概在于，改革开放尽管已经十来年，社会上仍然浮躁。这种情况，引得我们这套书的头头——俞晓群先生也开始向社会呼吁，诉说自己的无奈。，如俞兄所说，“‘无奈’也罢，‘有奈’也罢，我们只是想说，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力争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