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清华大学学生是谁？历史上第一个清华大

清华大学作为国家双一流大学、985工程，是最难考取，也是国内最高学府，创校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能够成为清华大学学生无疑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至于历史上第一个清华大学学生是谁？如今主流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1911年入学的468人，另一说是1925年入学的93人。

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不仅要有创造性地转化，也往往伴随着有消耗性地转换。传统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不仅讲求考试公平，同时也注重区域公平，长期演变中形成的科举配额制，成为协调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有效手段。到了民国时期，大学招生虽仍采用历史悠久的考试形式，但考试的理念、内容、录取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充满着近代教育的气息，原本科举制度中注重区域公平的选拔特色和优点，几乎荡然无存，重建注重区域公平的精英选拔机制，则要等到1952年全国性高考制度的建立。从科举到高考，这中间经历了一个艰难、缓慢的转型过程，至少就生源地域公平而言，清华是这个过程中少有的特例。梁实秋回忆，“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民国时期清华各个阶段生源的籍贯和家庭住址的分布，较为平均地遍布全国各个省份。

 

民国的大学不仅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平均，它们在质量和声望上也存在着水平的差异， 有学者指出，以生源的地理分布为考察标准，民国的大学大致可以分为全国性高校、地区性高校和省级的高校三种类别。除清华、北大等几所屈指可数的全国性高校之外，大部分高校都只能吸引附近几个省的学生或者本省精英的后代。与北大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界的卓然地位不同，清华在改为国立大学数年之内，即从一所“闻名遐迩但资质尚浅”的新兴大学一跃成为全国的旗舰高校。 清华能够成功吸引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生源，除自身的声誉影响和教育水准之外，其完善、独特的招生制度也功不可没。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华在民国众多大学中是十分特殊的，若能够从史料中爬梳出清华在民国期间招生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和特征，探究清华生源范围能够拓展至全国各个省份的制度性原因，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大学招生制度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价值。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民国不同时段清华招生过程中报名、考试、录取、分发等环节的政策规定与实际运转，研究对象以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和大学部学生的正式招生为主，研究生以及各种专修科、师范科学生的招生与录取，以及转学、借读等特殊的招生形式，未来将作专文对比与讨论。

 

第一阶段（1912-1924）采用各省选派与公开招考结合的方式

 

自1909年始，清华录取的前三批留美学生共计180人，都是采取公开竞争的考试方法，并且录取后直接咨送赴美留学，学生籍贯多为江浙沿海地区。 清华学堂成立后，学制上分为中等科和高等科两种，全部学制共计8年，招生主要有各省咨送推荐和学校公开招考两种选拔方式。

 

中等科的幼年生，主要为各省选拔咨送，年龄限制在11至13岁之间，各省的推荐选拔过程，大多通过考试依照成绩优劣排序推荐，之后由清华学校开展复试后录取。幼年生在中等科完成学业后，成绩合格者可以直接升入高等科就读。

 

此种途径以外，高等科学生的来源还有相当部分的插班生。 这些插班生，往往通过公开招考的途径选拔。高等科插班生的招考，通常为每年一二月间在国内各大报纸刊登招生广告，学生可以根据当年的报考要求并结合自身学力，报考高等科的相应年级。

 

之后，每年七月分别在上海、北京等处试场举行考试，报考与录取不作省籍的限制。历年高等科插班生的报名学生中，除了中学毕业生以外，还有相当比例的大学学生。据萧公权回忆，1918年与他同时报考高等科三年级的六七十名学生中，几乎全是各大学（包括南洋和圣约翰）一二年级的学生，而当年高等科三年级最终仅录取八名，其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高等科插班生的招生，也为之后清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招考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第二阶段（1925-1937）

 

自主选拔，通识为本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大学部学生。此后直到1937年抗战前， 清华招生的各个环节呈现出文理兼顾、开放包容的特色，这与清华所倡导的通识教育理念密不可分。这段时间内，清华的学生虽全部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录取，不再进行分省配额，但清华生源的地域分布依然鲜明地呈现出全国性特征。（如图1所示）

 

与清华学校时期的高等科插班生招考类似，每年招考之前，清华会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发布招生简章，招生章程通常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学校招生人数及报考资格。第二部分是入学考试的科目、时间和地点。第三部分是报名须知,规定报考须履行的有关手续。第四部分是新生到校报到的有关注意事项。” “凡在公立或曾经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曾经参加会考准予升学之男女学生”经审查合格后都有资格报考清华。

 

这十余年间，招生考试的科目要求和考题设计，虽略有变动，但总体上提供了相当的选择性和自由度，考题中尤为注意选做题目的设计，为考生的稳定发挥预留了空间。以1927年为例。投考清华的必考科目为国文、英文、历史地理、代数和平面几何；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三者任选其一即可。必考和选考科目的结合，既兼顾了文理，又有利于选拔专才。 清华的招生选拔十分严格，考生之间竞争激烈，大部分年份淘汰率都在90%以上，这也从侧面反映清华在学生中间的声誉之隆。季羡林回忆，全国到北平参加大学考试的学子，没有不报考清华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

 

 

 

 

资料来源：清华档案馆馆藏档案：《国立清华大学二十至二十一年度学生名册》、《民国二十一年度学生名册》、《国立清华大学廿二至廿三年度学生名册》、《国立清华大学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度学生名册》、《民国二十四年度在校学生名册》、《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国立清华大学学生名录》

 

就专业填报和录取分发而言，其相关的规定也与清华的通识教育理念密不可分。新生录取后，可以在入学时任选一个院系。第一学年，“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工学院分院不分系”，主要是修习通识课程，其中除工学院外，其他三个院系在一年级课程表通用。第二学年开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重新选择修习的院系。当然，不同的院系对于学生资格也有严谨的规定与要求，学生也并非完全自由任意地选择专业。院系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年级所修习的课程和课程的分数。 此种院系分配的原则，既有利于学生发掘自身兴趣，选择适合的专业；也有助于院系选拔适合的可塑之才。

 

表2 抗战前清华大学历年招生人数统计（1925-1937）

 

 

第三阶段（1938-1948）政府宏观调控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推动建立统一招生制度，试图全面接管国立大学招考权，清华的招生自主权也受到了相当的削弱，通识教育的传统也不断遭到侵蚀和挑战，政府和学府之间在招生领域的冲突和互动变得更为频繁。

 

1938-1940年，西南联大的招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几乎管控全部的招生环节，最为关键的学生的录取与分配权，也牢牢掌握在教育部的手中。然而 ，联大校方仍积极寻求招生自主权，在增加招生额数、保留自主学额等方面进行了积极争取。1941年起，随着全国统招的难以为继，西南联大的招生也进入了新的模式。 其主要特点为教育部在招生数量、招生科类、考试科目、命题范围等方面进行宏观指导，而联大则保留了自主命题、确定录取和分发标准的招考权力，这种招生模式一直延续到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