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周梅森作品搬上荧屏

      有人曾统计过国内评分最高的10部反腐剧，由周梅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雄踞了半壁江山。周氏小说的影视转化能力有多强？6月18日，由江苏省作协召开的周梅森影视文学创作研讨会上，每张席位上都放着一张“成绩单”：《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大博弈》……迄今为止，周梅森的10部长篇全部搬上荧屏，他同时还是编剧，由他担任制片人、出品人、艺术总监的一批影视作品荣获飞天奖、金鹰奖等多个国家级大奖。

“周梅森是一位始终‘在场’的作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说，“写改革、写政商、写人性、写群像，他把自己的书桌放在社会上、大地上，描绘当代中国的高歌猛进、风云激荡。”徐宁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观众追“周剧”时，对剧中开会的情节津津有味，遇到男女主角谈恋爱的桥段则猛拉进度条——“我们不要看谈恋爱，我们要看领导开会。”

周梅森作品搬上荧屏，为啥连“开会”都好看？周氏作品接二连三的成功改编，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密码？破解其中玄机，不仅对推动全省文学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先行区具有建设性意义，也将启示中国影视剧产业生产出更多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看来，“周剧”成功的密码说简单也简单，亦即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的勇气，“为民请命”“为社会鼓与呼”“为时代做书记员”的社会责任感，和作家驾驭宏大、复杂题材的能力。

“周梅森从事文学创作的四十多年，恰逢我们国家改革开放，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给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他一方面称颂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对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深层次问题有着清醒的忧思。在反映领导者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奋不顾身、勇于探索的同时，也不回避资本和资本运作，市场与权力经济的关系，更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凯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作家苏童注意到，周梅森的创作发生过几次转型。他早期的《沉沦的土地》《军歌》，深耕年轻时做煤矿工人的生活体验；有段时间他对军队、历史题材产生浓厚兴趣；但最终，他把自己的书桌大幅度“前置”，伸入到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火热现实中，把作品重重地“写在中国改革的大地上”。

“现实主义是人民群众最要看的。”上海耀客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吕超铭记着周梅森关于影视剧生产的“箴言”。

吕超和周梅森的合作可以追溯至巴金先生的力荐：周梅森《中国制造》在《收获》首发后，巴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推荐，认为“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值得上海来做”。后来，吕超和周梅森又合作了《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突围》，特别是在《突围》（原著《人民的财产》）中，周梅森敏锐地写到国企改革、金融反腐，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在吕超看来，周梅森用长篇小说、长篇电视剧的叙述方式来展现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这是他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再次印证了时代性、人民性、文学性是影视的根本，也是中国文学能够提供给影视的最有营养的资源。

“周梅森老师的作品与现实政治话语和社会主题密切联系，是对当下的快速回应。”江苏法治报社副总编辑、江苏法治影视文化中心总监宋世明说。

《人间正道》讲干部的政绩观，《绝对权力》讲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国家公诉》讲依法治国，《天下财富》讲“天下财富，取之有道”，《中国制造》讲大国崛起。“人民”系列更不用说了，就是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所以有人说，周梅森的小说是改革开放的文学注脚，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年鉴——更重要的是，他常常是第一个这样写的，他敢于直面现实、敢于挑战自我，敢于突破所谓的禁区，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敢开风气之先。”

在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看来，周梅森对世道人心的把握，和他丰富的政治学经济学知识，使他有能力“深描”深层现实。而除了强烈的现实性，影视剧成功的关键是要有精彩好看的故事、丰满出彩的人物。正如周梅森所强调的，他其实没有刻意地追求影视化，但他的写作风格和习惯非常接近影视化，“因为我喜欢讲故事、喜欢塑造人物”。

对此，省文联主席章剑华深有共鸣。“影视剧的创作，关键在于编好故事。故事是通过叙述的方式讲述一个特殊的事件——包括事件的过程，即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尾；包括事件的变化，即情节，情节中有悬念、冲突、危机和化解。”章剑华发现，为什么现在许多影视剧不好看、不吸引人，主要是故事没编好，要么是胡编乱造、脱离生活，要么是平铺直叙、简单粗糙，要么是七拉八扯、拖拖沓沓，更多是“情节不够爱情凑”。周梅森是编故事的高手。他的作品总是开门见山，通过一个突发事件，一下子抓住观众，然后迅速推进；情节错综复杂，伏笔层层铺设，悬念层出不穷，结局出人意外。

在《突围》中，林满江、石红杏等悲剧人物的命运令观众扼腕。在章剑华看来，塑造人物的关键正是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人物的命运不是单纯的运气，也不是单纯的结局，而是人生跌宕起伏的过程，是人物成功与失败、喜剧与悲剧的必然结果。在周梅森影视剧作品中，即使是反面人物、腐败官员，也不是简单的坏人，不搞脸谱化，而是具有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显示了悲剧人物的警示意义。”

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注意到周梅森影视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的气质，那就是“英雄气”。

在人们看来，这种“英雄气”可以从《我主沉浮》《我本英雄》等作品标题中约略窥豹。它弥漫到作品的人物塑造和价值取向上，则是李云龙式的改革者形象，和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这样，周梅森在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人民的力量、党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进行一次次的强力凝聚。

“即使是《国家公诉》《人民的名义》这样的检察题材电视剧，周梅森也没有把它写成行业剧，而是从小切口里反映大情怀、正能量。”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说。

江苏省作协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上海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关于“周剧”，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对剧中领导“开会”的情节，观众为何乐此不疲？

“精彩的开会情节充分体现了周梅森的艺术创造能力，他能够在日常现实中获得独到的审美发现。”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原副主席、浙江省作协原主席程蔚东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看来，“开会”情节不仅是审美的，更是现实的。在中国，“开会”是重要的决策机制，背后潜伏着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周梅森精准提取了这一典型场景并精彩地描绘了它。

立足青年教师与当代大学生的互动交流，丛治辰还发现，当重温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史时，这一代青年的阅读趣味已然发生了偏移：相较先锋文学，当代大学生更喜欢改革文学，因为“先锋文学让我看到自己，改革文学则让我看到时代”。周梅森作品接续的正是改革文学的伟大脉络。无论是《人民的名义》中对李达康书记“唯GDP主义”的反思，还是《忠诚》中高长河的那句“高楼背后有阴影”，都让丛治辰从对改革开放“无知无识”，到逐渐认识到这一历史性进程的复杂艰难。立足一代青年的个人成长史，他向周梅森表达了最深沉的敬意。

“周梅森是中国作家中通过影视创作实现文学理想的作家，是在影视剧政治类型的实践中有着重大收获的优秀编剧，是用自己的影视文学创造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优秀知识分子。”对周梅森，程蔚东给予了三个定位。

周梅森

       研讨会上，面对影视文学同行、忠诚合作伙伴和对自己有过重大帮助的单位及领导，周梅森表达了真挚的感激与怀念。中国作协老党组书记翟泰丰在改编风波之际的“力挺”，巴金先生对周梅森几部作品在《收获》刊载的推动，《人民的名义》遇到资金困难时江苏省委宣传部的“雪中送炭”，时任江苏电视总台台长章剑华对周梅森给予的信任及资金支持——天时地利人和的叠加，合力成就了今天的“周梅森”。这是“周剧”带来的另一项深远的启示。